前言¶
前言從自助餐廳出發,論證選擇環境不可能完全中立;因此關鍵是如何負責任地設計。自由家長制一面幫助人們實現自己認可的目標,一面要求保留容易行使的退出權,這兩項條件必須同時成立。
自助餐廳¶
想像你的一個朋友卡洛琳負責某大都市的學校營養午餐事務,每天都有數百所學校的數十萬名學童在她的自助餐廳吃飯。卡洛琳受過營養學的專業訓練(畢業自某州立大學碩士班),且極富創意,常能跳脫傳統思維。
她的朋友亞當是個很有統計概念的管理顧問,曾與連鎖超市合作。有天晚上喝了幾杯酒之後,兩人想出一個有趣的點子。他們要在學校餐廳進行一項實驗:菜色不變,但改變食物的排序與展示方式,看看是否會影響孩子的選擇。卡洛琳找來數十所學校的自助餐廳管理人,請他們按照特定方式安排。例如,有些餐廳的甜點要排在最前面,有些在最後面,又有些獨立排在另外一列。其他食物的排列也各不相同,有些將薯條擺在與眼睛同高的位置,有些則是將胡蘿蔔放在較顯著的地方。
亞當依據自己在超市的平面設計經驗,預測實驗結果會很明顯。他的預測是對的。卡洛琳只不過是調整食物的排列組合,便能讓許多食物的攝取量明顯增加或減少。她因此學到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孩子和大人一樣,會因環境的小改變而受到極大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負面的。舉例來說,卡洛琳知道她能藉此讓孩子多吃健康食物、少吃不健康的食物。
她不僅有數百所學校可以做實驗,還有一群研究生志願協助蒐集與分析資料,她自信有很大的力量能夠影響孩子的飲食習慣。卡洛琳開始思考該如何運用這股新發現的力量,那些平常很真誠、但偶爾會惡作劇的朋友與同事,紛紛提供以下的建議:
一、考量所有的因素之後,以最有利學生的方式排列。
二、隨機排列。
三、排列的方式是讓學生去拿自選時會拿的食物。
四、目標是盡量多銷售回扣最高的食物。
五、追求最高利潤,其他免談。
第一種方式有明顯的優點,但似乎有侵擾學生權益之嫌,甚至可說是一種家長制(paternalistic)的管理方式。但其他選項更糟糕!第二種(隨機排列)看似最公平、最有原則,就某種意義上來說,也確實很中立,但用在自助餐廳根本沒道理!從效率來考量,沙拉醬應該放在沙拉旁、而不是點心旁。此外,如果各校都是隨機排列,必然會有某些學校的孩子比其他學校的學生吃得更不健康。這樣好嗎?如果卡洛琳可以輕易改善多數孩子的生活(提升健康是其中一環),她應該追求這樣的中立嗎?
第三種似乎是真正努力避免侵擾學生──盡可能仿效孩子會自行選擇的排列方式。也許這才是真正中立的選擇,也許卡洛琳應該中立地讓孩子隨心所欲(至少當她面對較年長的學生時)。但稍微思考一下,就會發現這很難落實。卡洛琳與亞當的實驗顯示,孩子的選擇與食物的排列方式很有關係。孩子的「真正好惡」是什麼?所謂依據學生「自行選擇」的方式排列是什麼意思?任何自助餐廳都不可避免必須以某種方式排列食物。如果她服務的對象是成人而非小孩,類似的考量同樣不可免。
第四種是貪官汙吏的最愛,只要操控食物的排列方式,就等於多了一項濫用權力的武器。但卡洛琳是正直的人,完全不考慮這個選項。(可嘆的是,並非每個人都這麼有原則!)第五種與第二、三種同樣具有一些吸引力,如果卡洛琳認為最賺錢的餐廳就是最好的餐廳,當然更是如此。但要是會因此損及孩子的健康,卡洛琳還應該追求最高的利潤嗎?更何況她的職責是為學區效力?
卡洛琳就是我們所謂的選擇設計師(choice architect)。一個選擇設計師有責任安排人們做決定的環境。注卡洛琳雖是虛擬的人物,但在真實生活中其實有很多人扮演選擇設計師的角色,只是多數人都不自知,有些人甚至真的經營自助餐廳。如果你是一個醫生,必須告訴患者有哪些不同的療法,你就是選擇設計師。如果你必須設計表格或網站,讓新進員工選擇公司的各種福利,你就是選擇設計師。如果你是選票的設計者,你就是選擇設計師。如果你要安排藥房或雜貨店的配置,你就是選擇設計師(也會碰到很多和卡洛琳同樣的問題)。如果你為人父母,必須告訴子女有哪些教育上的選擇,你就是選擇設計師。如果你是個銷售員,你也是選擇設計師(你應該已經知道了)。
選擇設計與建築設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一個很重要的相似處是不存在所謂「中立的」設計。試以設計新的辦公大樓為例,建築師可能被告知必須達到某些條件,例如要有大廳、一百二十間辦公室、十三間不同大小的會議室、一個足夠容納所有人的大房間等等。大樓必須座落在特定地點,還要注意法律、美學、實務等各方面的許多限制。建築師終究必須設計出一棟具體的建築,要有門、窗、樓梯和走道。優秀的建築師很清楚,看似任意形成的決定,例如廁所的位置,對建築使用者的互動將產生微妙的影響,因為每一次去洗手間都有可能遇見同事(不論這是好是壞)。成功的建築不只要美觀,還要兼顧「實用性」。
下面的討論會告訴讀者,看似不重要的小細節,也可能對人們的行為產生重大的影響。理想的原則是假設「每件事都重要」。很多時候,小細節的重要性在於讓使用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某個方向。可能令人出乎意料的是,一個絕佳的例子是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霍機場(Schiphol Airport)的男廁。不知什麼時候,設計者在每個便池裡刻了一隻黑色蒼蠅。很多男性在小便時不太注意瞄準,結果當然搞得一團糟,但當他們看到一個標的時,自然會專注起來,瞄準率也就能提高許多。想出這個點子的阿德.基布恩(Aad Kieboom)覺得效果太神奇了:「瞄準率改善不少。當人們看到蒼蠅時,自然會瞄準直射。」基布恩是經濟學家,主導史基霍機場的擴建。按照他的說法,刻了蒼蠅後,「外濺量」大減百分之八十。我們無法驗證這個數據注,但可以作證,本書第一版提到這個例子後,我們開始在世界各地的其他機場看到蒼蠅。當然,我們很清楚可得性捷思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後文會再詳論。
如果我們秉持「每件事都重要」的原則,做起事來可能覺得綁手綁腳,但換個角度來看,也能發揮很大的作用。優秀的建築師很清楚,自己雖無法建造出完美的房子,卻可以透過某些設計發揮正面的效果──例如咖啡機的位置可能影響職場互動。政策制訂者也經常能發揮類似刻畫蒼蠅的作用──好比在信用卡帳單上清楚明顯地告訴人們,遲繳和超支可能衍生費用。在疫情期間,如果你在超市入口的人行道劃線,就有助於保持社交距離。正如建築師終究必須畫出建築平面圖,像卡洛琳這樣的選擇設計師也必須選擇某種排列食物的方式,從而影響人們的飲食習慣。換句話說,她可以善用推力(nudge)。[A]
自由家長制¶
如果在考量所有的因素之後,你認為卡洛琳應該運用推力,讓學生選擇對他們最有益的食物(亦即第一種方式),那麼歡迎你加入我們的運動:自由家長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我們很清楚,這個名詞恐怕不易立即引起讀者的認同。受到流行文化與政治刻板印象的拖累,這兩個詞確實讓很多人反感。更糟糕的是,其中兩個概念似乎自相矛盾!那麼我們為何要將兩個飽受批評又互相矛盾的概念放在一起?其實只要大家有正確的理解,就會發現兩個觀念都很有道理──加起來又比個別來看更有吸引力。問題出在這個詞已被教條主義者挾持。
我們主張的是「自由」家長制。我們堅信,只要不會傷害到別人,原則上,每個人都能自由做想做的事,遇到不合意的安排也可以選擇退出。自由家長制主張人應該有「選擇的自由」──套用美國已故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用語。我們希望設計出來的政策能維持或增進選擇的自由。我們用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來修飾家長制(paternalism),純粹是表示維護自由,而且這句話絕對是真心誠意的。自由家長制主張應該讓人輕鬆決定自己的選擇,凡是想要行使自主權的人都不會受到阻礙。(我們要強調,如果會傷害別人,那自由選擇並不是最上策──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推力也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後文會探討這一點。我們也承認,如果人們會做出極糟糕的選擇,損及自己的未來,那麼光靠推力可能不夠。後文也會探討這個問題。)
再看第二個部分「家長制」──我們認為選擇設計師理應可以影響人們的行為,讓人們享有更長壽、健康、美好的生活,這是合理的。換句話說,我們贊成政府或民間機構刻意引導民眾朝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做選擇。我們知道很多人(包括很多哲學家)投入許多心力解讀「家長制」的定義,探討個中的是非對錯。我們支持的「家長制」旨在透過政策影響人們的選擇,讓人們享有更好的生活,且所謂「更好」是依據人們自身的判斷。這是手段上的家長制,不是目的上的家長制。注那些政策是在幫助人們達到他們自己希望的結果。
我們從數十年的行為科學研究中得知,在實驗室的研究中,人們常會做出糟糕的決定,在現實生活中也會犯很多錯──讓人想到披頭四那句中肯的歌詞:「出外靠朋友,日子勉強過。」(we get by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our friends.)簡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幫助人做出當他們充分注意該注意的事項、掌握完整的資訊、擁有不受限的認知力與充分的自制力時會做的選擇。(這不表示人們不該偶爾晚歸、吃太多或享樂。如同俗語所說:「現在就享受生活吧,人生不是彩排。」)
自由家長制是一種相對微弱、溫和、非侵擾性的家長制,因為人們做某種選擇時並未受阻撓、增加難度或必須承受很大的負擔。如果人們想要抽菸、吃很多糖果、選擇不適當的醫療保險或不存退休金,自由家長制奉行者不會強迫他們改變──或甚至不會找他們麻煩。但我們推薦的方法確實仍算是一種家長制,因為在重要的情況下,公私領域的選擇設計師不該只是追蹤或落實人們期望的選擇,更應努力讓人們朝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做選擇──也就是發揮推力。
選擇設計中若有任何元素嘗試讓人們的行為朝可預期的方向改變,但沒有禁止人們做其他選擇,或明顯改變其經濟動機,就是我們所謂的「推力」。推力的一個基本定義是,可以幾乎不費成本地輕易避開。注推力不是課稅、罰款、補助、禁止或命令,例如將水果擺放在與眼睛同高的架上可稱為推力,禁止垃圾食物則不是。
我們推薦的許多政策都可以或已經在民間實施(有些是在政府的輕推之下,有些沒有)。本書探討的許多例子裡,雇主便是很重要的選擇設計師,在醫療與退休計畫這兩個領域裡,我們認為雇主確實能提供員工很有助益的推力(比如透過明智的預設規則、清楚的資訊呈現、實用的建議等)。有些民間企業除了賺錢之外也有心為善,便能善用環保推力,協助減少空汙及溫室氣體排放。但企業當然也可以利用我們討論的概念,以不道德的方式增加銷售量──也就是製造淤泥。我們希望能減少公民營部門製造的淤泥,進一步討論詳見第八章。
一般人與經濟人:推力為何能發揮作用¶
反對家長制的人常說人類很善於選擇,即使不能做到十全十美,至少會比由別人代為選擇更好(尤其當那個別人是政府官員時)。不論有沒有學過經濟學,很多人似乎都認同(至少暗自認同)「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相信每個人的思考與選擇永遠是理性的,符合經濟學家對人類行為的描述。
經濟學教科書告訴我們,經濟人具有愛因斯坦的思考力、谷歌雲端的記憶力與甘地的堅強意志。但真的是這樣嗎?我們周遭好像沒有這樣的人。真實的情況是,很多人若沒有使用計算機根本不會長除法,有時會忘了配偶的生日,跨年夜往往沒有節制地喝到掛。這些人不是經濟人,而是很普通的智人(Homo sapiens)。為了避免使用太多拉丁文,從現在開始,我們提到這兩種想像與真實的人類時,將分別稱為經濟人與一般人。
試以肥胖的問題為例。美國成年人肥胖的比例已超過百分之四十,1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國成年人被視為肥胖或過重。2全球約有十億成人超重,其中有三億人達到肥胖的程度。肥胖盛行率在日本、南韓及非洲部分國家不到百分之六,但在美屬薩摩亞卻超過百分之七十五。3依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資料,在北美、英國、東歐、中東、太平洋島嶼(Pacific Islands)、澳洲和中國的一些地方,肥胖盛行率自一九八〇年以來增加了三倍。已有太多證據顯示,肥胖會提高罹患心臟病與糖尿病的機率,且常導致早逝。若要說每個人都選擇了最正確的飲食,或是比略施推力能夠創造出的更好的飲食,未免太過荒唐。
當然,正常人在意的不只是健康,還有美味,且吃本身就是快樂的一大來源。我們並不是說過重的人都必然不理性,但我們確實不認為所有(或幾乎所有)的人在飲食上都能做出最好的選擇。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其他具有風險的行為,如吸菸與喝酒──光是在美國,每年就有數十萬人因菸酒而早逝。就飲食與菸酒而言,人們目前的選擇實在不能稱為增進自身福祉的最佳做法(這還是比較委婉的說法)。事實上,很多抽菸、飲酒、過度飲食的人,願意付錢給第三人來幫助自己做更好的決定。
新興的選擇科學在過去半世紀來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前述發現正可補足這些研究的結果。這個領域最初的很多研究是在實驗室進行的,但快速增加的大量研究都來自現實世界的行為調查,包括在自然的情境及隨機對照試驗中針對選擇所做的檔案研究。這些研究讓我們對人類的許多判斷與決定究竟具有多少理性與智慧的成分,產生嚴重的懷疑。所謂經濟人並不需要有能力做出正確的預測(只有無所不知的人才能做到),但必須能做出客觀的預測。也就是說,預測錯誤沒關係,但不能一再犯下可預測的錯誤。一般人不同於經濟人的地方,在於他們會犯下可預期的錯誤。試以「規劃謬誤」(planning fallacy)為例──這是指對於完成計畫所需的時間,一貫抱持不切實際的樂觀態度。只要是雇用過承包商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工作都會比你預期的時間拖更久,即使你早已知道規劃謬誤,也無法避免。[B]
有太多的研究證實人類的預測充滿瑕疵與偏見,做決定的能力也好不到哪裡去。這裡我們同樣只需舉一個例子──「維持現狀的偏見」(意思就是惰性,只是換個較花俏的名詞)。基於後文將要探討的種種原因,人類就是有強烈的傾向要維持現狀或預設選項。例如當你買新手機時,你要做一系列的選擇,包括螢幕背景、鈴聲、響幾聲後進入語音信箱等等,而製造商已就每個項目選定一個預設選項。研究顯示,不論預設選項是什麼,很多人都不會改變,即使碰到的是風險遠比鈴聲高很多的事情。
本書中提供許多運用預設選項的例子,我們會發現預設值通常很強大。如果民間企業或政府官員希望達到某種結果,那就將其訂為預設選項,如此即可大力影響人們的行為。只要將「選擇加入」的設計改為「選擇退出」,就能提高參與率達百分之二十五,有時候甚至更高。如同後文將提到的,設定預設選項或其他看似瑣碎的類似策略(如改變選單),對結果會有很大的影響,包括提高儲蓄、對抗氣候變遷、改善醫療保健、減少貧窮等等。此外,我們會說明,在一些重要的情況下,人們會行使自由選擇權,拒絕預設選項,例如當他們對某件事的感受很強烈時,便可能會克服慣性與暗示的力量(一般認為預設選項就是暗示性推薦的選項)。改變預設選項可以是很有效的推力,但絕對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藥。
推力能發揮溫柔的力量,挑選得宜的預設選項就是一個例子,通常都能有很好的效果。依據我們的定義,推力是指任何能夠有效地讓一般人改變行為的做法,雖則對經濟人可能毫無效果。經濟人主要受誘因影響,如果政府課徵糖果稅,他們就會少買糖果,但他們不會受選項排列順序這類「不相干」的因素左右。一般人也受誘因牽引,但同時受推力的影響。[C]適度運用誘因與推力,有助改善人們的生活,解決社會上許多重大的問題,同時堅定維護每個人的選擇自由。
一個錯誤的假設與兩種誤解¶
很多主張自由選擇權的人反對任何形式的家長制,希望政府能讓人民自己選擇。這種觀念衍生出的標準政策就是盡可能提供最多的選項,然後讓人民選擇自己最喜歡的(過程中政府盡量不要干預或施加推力)。這套思維的優點在於為許多複雜的問題提供簡單的解決方案:只需要盡可能擴大選項就好了──其他一概不用管!
從教育、醫療保健到退休儲蓄計畫,各個領域都有人推動這樣的政策。很多時候,這甚至變成了政策鐵律。有些人認為若不遵循這條鐵律,就只剩一條路可走──採行被譏為「一體適用政策」的政府命令。這些人忽略了他們所支持的「盡可能擴大選項」與單一命令之間還有很多空間,他們反對(或自以為反對)家長制,對推力充滿懷疑。我們相信這種懷疑導因於一種錯誤的假設與兩種誤解。
所謂錯誤的假設是誤以為,幾乎所有人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下都會做出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或至少會比別人代其選擇更有利。我們要指出這是錯的──而且錯得很明顯。事實上,多數人只要略加思索,便一定會發現。
請想像一個新手和一個老手對弈,可以預見前者會因選擇不當而敗北──但只要提供一些提示,就能輕易改善他的選擇。很多時候,一般消費者就像那位新手,必須與許多試圖兜售產品的老練專家交手。一般而言,選得好不好是經驗的問題,結果視情況而定。照理來說,人們在下列情況中應該可以做出較佳的選擇──當他們具備做那件事的經驗、掌握充分的資訊且能得到立即的反饋──例如選擇熟悉的冰淇淋口味時。人們很清楚自己喜歡的是巧克力、香草、咖啡或別的口味。
反之,當人們對所選擇的事物沒有經驗、掌握的資訊不多、未能快速或經常得到反饋時,則會選得比較差──好比如何存退休金,或是在不同的治療方式或投資組合之間做選擇。如果你必須在五十種保單之中做選擇,且每一種各有許多不同的特點,你可能會需要一點幫助。只要人們無法做出完美的選擇,那麼,調整選擇設計,就可能讓人們的生活過得更好(所謂「更好」是依據當事人的判斷,而非官僚的標準)。透過選擇設計改善人們的生活不僅可行,很多時候甚至能輕易做到,後文會提供許多例子。
接下來再談兩個誤解,第一是誤以為我們可以避免影響人們的選擇。在無數情況下,有些機構或個人不得不做出影響他人行為的選擇。這時候不可能不運用推力讓人們朝某個方向前進,結果總會影響人們的選擇。換句話說,選擇設計是無可避免的。舉前述卡洛琳的餐廳為例,人們的選擇必然廣泛受到選擇設計的影響。沒有任何網站或雜貨店不是經過設計的。當然,有些推力確實是無心的,例如雇主決定按月或雙週付薪一次,這並不是為了製造任何推力,但他可能會驚訝地發現,後者可以讓員工存下較多錢,因為每年會有兩個月收到三張支票,而很多帳單是按月支付的。
公私機構確實可以努力維持中立──例如隨機提供選項或努力了解大部分的人想要什麼。但無心的推力也可能產生很大的影響,有時候,這種形式的中立並不討喜,之後會舉很多例子說明。選擇設計師當然可以堅持採取主動選擇制──好比明定若要為政府工作,就得選定你的醫療保健計畫。但主動選擇制本身也是一種選擇設計注,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尤其當選項眾多又很難做決定時。如果你到法國餐廳用餐,看見滿滿一車似乎擺出了數百種起士,這時若能要求服務生提供建議就太好了。人們並不是每次都希望能選擇,若被迫選擇,反而很不開心。
談到民間機構時,許多人很樂意接受這些觀點,但卻強力反對政府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名義來影響民眾的選擇。他們擔憂政府的能力或善意無法讓人信賴,惟恐民意代表與官僚太無知,將自身利益擺在前面,或是只著眼於某些民間團體追求私利的狹隘目標。我們也有這些疑慮,尤其認同政府部門絕對可能會犯錯、懷有偏見或逾越分際,有時甚至相當嚴重。因此,我們大抵認為推力優於命令、規定、禁令(除非人們互相傷害時)。但就像自助餐廳一樣(事實上很多機構的自助餐廳都是政府經營的),政府總得提供一個起始點,這是無可避免的。後文會一再提到,政府時時透過制訂政策來提供起始點,也就必然會影響人們的某些選擇與後續的結果。從這個觀點來看,反對推力的立場在邏輯上就是不可行的,真的是連試都不用試。
第二個誤解是以為家長制必然會涉及強迫手段。就前述自助餐廳的例子來說,選擇食物的排列順序並不會強迫任何人吃什麼食物,但卡洛琳(或身處該職位的任何人)確實可依據我們所定義的家長制的思維,做出特定的安排。話說回來,如果在小學的自助餐廳裡將水果與沙拉擺在甜點之前,從而促使孩子們多吃蘋果、少吃布朗尼,有人會反對這麼做嗎?如果顧客不是小孩,而是青少年或甚至成年人,本質上有任何不同嗎?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裝置會侵犯自由嗎?即使它會告訴你如何抵達目的地,就這個意義而言,具有家長制的意涵?既然沒有涉及強迫,我們認為,即使對那些最強烈擁護自由選擇權的人而言,某種形式的家長制應該是可接受的。
下面會就儲蓄、醫療、消費者保護、器官捐贈、氣候變遷、保險等各種不同的領域提供立場一貫的建議。我們堅持選擇權不能受限,那麼,設計不良或甚至貪汙腐敗的風險應可大減。自由選擇權是防範低劣選擇設計的最佳保障。
選擇設計的實例¶
選擇設計師若能設計出對使用者很友善的環境,便可大幅改善人們的生活。很多成功的企業能夠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有些選擇設計非常明顯,消費者與員工都能認同其價值。蘋果的iPhone會這麼成功,不僅是因為造型優雅,也因為使用者發現其能輕鬆滿足需求。但有些選擇設計被忽視了,在這種情況下,若能更仔細關注,應該會有更好的效果。
試以美國職場為例(如果你住在別的地方,請同情我們的處境),多數大企業提供很多福利,諸如壽險和醫療險、退休儲蓄計畫等。每年秋末有一段開放加入期,員工可於這段期間修改前一年的選擇。員工必須上網做選擇,通常也會收到郵寄來的資料,解釋有哪些選項,告知如何登錄與選擇。員工另外還會收到各種提醒。
員工都是凡人,總有些人會忘了登錄,對那些較忙碌、心不在焉,或甚至不知如何選擇的員工而言,預設選項的設計便顯得格外重要。通常會預設兩種選項之一:一是維持前一年的選擇,一是回復為「零」。我們不妨分別稱之為「維持現狀法」與「歸零法」,選擇設計師應該選擇何者作為預設選項呢?
主張自由家長制的人會先探討:深思熟慮又充分掌握資訊的員工,真正希望的是什麼?這個原則未必能導出清楚的選擇,但絕對優於隨機設計預設選項,或不論碰到什麼情況都將「維持現狀法」或「歸零法」設定為預設選項。舉例來說,我們可以合理推斷,多數員工不會想要取消有優渥補助的醫療保險,因此,就醫療保險這一項而言,將預設選項設定為維持現狀(與前一年相同)絕對優於歸零(即沒有醫療保險)。
再拿員工的彈性消費帳戶(flexible spending account)來做比較,這是特別殘酷的「福利」,我們相信只有美國才有。員工每個月可以撥出一筆錢到這個帳戶,用以支付特定支出(如未保險的醫療費或育兒費)。殘酷的地方是,帳戶裡的錢必須在隔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前花掉,否則就白白損失了,且每年的預估支出金額可能有很大的差異(例如生孩子那年的醫療費可能會增加,孩子上學之後,育兒費則可能下降)。在這種情況下,預設選項採取歸零法會比維持現狀法合理。
這是很具體的問題。塞勒曾與任職學校(芝加哥大學)的三位高階主管討論類似問題,會議舉行的時間恰好是員工開放加入期的最後一天。他提到時間上的巧合,開玩笑地詢問三位主管是否記得登錄與調整福利。一人不好意思地說他打算當日完成,很高興有人提醒;第二位承認根本忘了;第三位說希望他的太太沒有忘記!接著,他們便開始討論會議的主題,亦即聽了讓人倒彈的「補充薪金扣減計畫」的預設選項要如何設計(內容比聽起來更好,其實是一種可減免稅賦的儲蓄計畫)。在那之前,預設選項一直是歸零法,塞勒安排那場會議的目的,是希望說服主管將預設選項改為「與前一年相同」。當三位主管明顯看到自己多麼心不在焉時,便很快同意修改。我們確信很多大學員工將因此享有較舒適的退休生活。
這個例子凸顯出,高明的選擇設計具有一些基本特點。做選擇的都是一般人,設計者應盡可能讓選擇的過程方便簡單。要寄發提醒通知(但不要寄太多次),也要知道不論設計者(與當事人)多麼努力,總有些人會心不在焉注;在設計選擇機制時,要盡量減少這些人的負擔。如同後文會談到的,上述(以及更多的)原則同時適用於公民營領域,但除了目前的作為之外,我們還有很多可努力的空間。大企業與政府請多留心。(大學和小公司也是。)
新的道路¶
後文對於民間的推力有很多討論,但自由家長制主要還是應用在政府部門,我們會提出一些建議,作為公共政策與法律制訂的參考。我們最初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希望也相信自由家長制的政策能獲得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支持。很高興告訴大家,我們的信心已獲得證實,遠遠超過原本預期的程度。
舉例來說,英國保守黨領袖暨前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便大力支持採用推力,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相關專責團隊,官方名稱是「行為洞察團隊」(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但通常被稱為「推力單位」(Nudge Unit)。[D]美國偏自由派的民主黨前總統歐巴馬也支持推力的基本概念,指導美國政府採取多種推力政策,創立他自己的推力單位(原稱為「社會與行為科學團隊」,現為「評估科學辦公室」)。美國國際發展局(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有很多方案就是採用行為科學與相關見解。自本書初版問世,已有(跨越政治光譜的)各國政府採納這些觀念與類似構想,努力推出更有效率、成效更佳的計畫。許多國家都設有各種行為洞察團隊或推力單位,包括澳洲、紐西蘭、德國、加拿大、芬蘭、新加坡、荷蘭、法國、日本、印度、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世界銀行、聯合國、歐盟執行委員會也投入很多類似的活動。二〇二〇年,世界衛生組織設置行為洞察計畫(Behavioral Insights Initiative),致力解決各種公衛問題,包括瘟疫、疫苗接種、年輕人的冒險行為等。
世界似乎變得愈來愈兩極化,但我們仍相信自由家長制可以奠定樂觀的基礎,促進跨黨派的合作與簡單的解決方案。優良的治理通常需要少一些強制規定,多一些選擇的自由。有些地方需要規定與禁令(行為科學可以幫助我們找出哪些地方適用),但當誘因與推力能取代規定與禁令,我們就會有更精簡、更謙卑的政府。我們要清楚說明一點:本書不是要呼籲強化官僚或政府的角色,只是希望能有更高明的治理。簡而言之,自由家長制不偏左也不偏右。不論彼此有多大的歧異,我們希望政治信念差異極大的人,都願意同心支持溫和的推力。
- 請勿將nudge與noodge混為一談。威廉.沙懷爾(William Safire)在《紐約時報雜誌》(New York Times Magazine,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的〈論語言〉(On Language)專欄裡談到:「意第緒語noodge是一個名詞,意指『嘮叨不休、不斷抱怨的人』。……nudge則是『輕推或輕戳肋部,尤其是用手肘』。以此方式輕推,是要『示警、提醒或溫和地警告別人』,這與noodge惱人的無盡抱怨大不相同。」nudge跟judge押韻,noodge的oo則和book的oo發音相同。

- 知道有規劃謬誤這件事也無助於避免犯錯──這本終極增訂版耗費的時間就超過我們的預期。

- 警覺性高的讀者會注意到誘因有很多種形式。如果我們透過具體行動來提升人們的認知能力──例如將水果放在與眼睛等高處,糖果放到較不明顯的地方──或許可說是提高了人們選擇糖果的「成本」。就某種意義來說,某些推力的確會產生認知或情緒(而非物質)的成本,在這個意義上等於改變了誘因。但是,唯有當成本很低時,推力才能稱為推力,也才符合自由家長制的定義。(成本多低才叫低呢?這就留給讀者判斷了。)

- 該團隊仍存在,但現在變成「社會責任型公司」,由政府、員工和慈善機構Nesta共同擁有。截至二〇二〇年,其員工為二百多人,服務範圍遍及全球三十多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