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拯救地球¶

任何人只要稍微留意，都知道這世界正面臨氣候變遷的危機。地球變得愈來愈熱，氣候更不穩定，對大眾的健康與福祉造成各種危害。貧窮國家的人民尤其容易受害，但富國也蒙受嚴重的風險，任何人都避不開劇烈風暴與大型火災。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因此我們可能預期大家會團結起來因應。確實有些國家已採取宏大的計畫，不惜耗費巨資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到目前為止，進展有限。一個主要理由是成本很高，大量減少排放一點都不便宜。

為了簡化討論，這裡會把重點放在減少排放。很不幸的，世人無可避免地必須找到方法處理氣候變遷的長期影響。即使排放量的成長速度能大幅減緩，暖化、海平面升高、風暴、野火等問題也會在未來數十年一步步惡化。這表示我們必須因應災害來調整政策，且必須納入最好的選擇設計與各種推力。調整政策基本上是為了減少氣候變遷的傷害，舉例來說，很多干預方法可以減少及／或較容易控制野火發生的機率。建造防波堤可以降低因海平面較高而淹水的風險；若能把房屋蓋在淹水機率較低的地方，成效更好。我們也可以栽種較能適應炎熱乾旱的雜交作物，但必須輕推農民改種這些作物，因為他們幾個世代以來可能都是種植別的。讀者應能約略了解我們的意思：選擇設計可以激發很多改革，減少世界變暖的傷害。

完美風暴¶

行為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觀念可以解釋為什麼各國沒有做得更多。可悲的是現在的情況儼然將形成完美風暴，各種因素匯集，讓集體行動變得很困難。下面是幾個最大的阻礙：

一、當下為重的偏見。我們已經看到，人們通常關心現在甚於未來。科學家就氣候變遷的危險提出警告已有數十年，但人們總認為最嚴重的風險要等以後才會看到，也許還要幾十年，而帳單現在就得繳！的確，全球各地的人現在就面臨氣候變遷的相關風險與問題，但在關鍵時刻，很多領導者和選民都認為氣候變遷是未來世代要面對的挑戰，而未來世代沒有投票權。這與新冠疫情有很大的差別，隨著家人朋友和政治人物一個個病倒，新冠疫情的代價（死傷）此時此刻就感受得到。

二、顯著性。人們看得到霧霾，也真的很不喜歡。骯髒的空氣和水明顯可見，讓人害怕。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人民會要求（通常也會獲得）乾淨的空氣和水；反之，空氣中的溫室氣體看不見，既然看不見，也就比較不會擔憂。

三、沒有明確的壞人。有些威脅可以指認加害人──壞人做了壞事引起大眾注意。要激起大眾的關注、投入資源對抗恐怖分子並不難，尤其是知名人士帶頭強力發動恐攻時。氣候變遷卻沒有臉孔，那是無數人很長時間的行動產物──基本上就是我們每個人。九一一攻擊後，因為有一個特定的壞人（尤其是賓拉登），有助於激發積極的反應，雖則以預期喪命的人數來看，氣候變遷的威脅當時應該更甚於恐怖主義（現在更是如此）。

四、受害機率不確定。我們很容易看到有些行為會造成傷害──例如暴力攻擊或某公司將有毒物質倒入本地的湖泊。氣候變遷造成的危害卻往往是機率問題，也就較難達成共識。如果我們看到世界某個地方的颶風、野火或暴風雪增加，這是氣候變遷造成的嗎？氣候歸因（climate attribution）的科學確實在快速進步，1很多科學家強調氣候變遷會提高颶風和野火的預期頻率和嚴重程度，這也是正確的，但我們可能還是無法堅稱任何一個事件可歸因於氣候變遷。對於想要激勵大眾採取行動的人，這是一個問題。就連適度謹慎修飾的用語，有時也會被氣候變遷的懷疑論者拿去利用。

五、損失規避。前面談過這個偏見，意思是人們對預期的損失較反感，相較之下，相應的利益無法引發同等的正面感受。若要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就會立刻造成損失。如果大家都要開始繳「氣候稅」，便會引發損失規避的偏見。氣候變遷也會造成損失──但最糟糕的損失未來才會發生，而且從很多方面來看，損失程度並不明朗。

我們並不是說這些問題無法克服！很多地方都有人投入氣候行動主義（climate activism），尤其是（但不限於）年輕人，確實也激發當局制訂重要的規範。（此外，人類有能力克服當下為重的偏見，常會關心未來的世代；氣候變遷造成的損失愈來愈明顯，很多損失現在就會經歷到；人們會買保險，知道要避免機率性的傷害；我們可以指認出排放大戶。）但氣候變遷（乃至整體環境的保護）還有另外兩個問題，這兩個問題有助於解釋為何如此難激發適當的反應。

首先，關於自身的行為對環境的影響，人們無法得到清楚的反饋。如果你因為使用能源造成空氣或水的汙染或碳排放，你可能不知道，至少不會一直知道。即使你被告知兩者的關聯，也可能不會影響你的行為。當人們將恆溫器調到舒適的溫度，讓冷暖系統發揮神奇的效果，便不太可能時時或每天想到這些做法讓別人付出什麼代價。即使你知道常開車會造成氣候變遷，你會因此少開車或買電動車嗎？也許會，也許不會。一種行為若是很難讓人與氣候變遷清楚連結在一起，就更不會有所改變，例如吃什麼食物或購買的產品使用什麼材料。

這種現象常被稱為「共有財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又譯為「公地悲劇」）。每個酪農都有誘因要養更多牛，因增加的牛隻可帶來收益，且個人所要付出的成本很低。然而整體來看，養太多牛終究會破壞草地，酪農必須找出一個方法以避免這種悲劇。漁業也有類似的問題。這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空氣汙染和氣候變遷，後者有時候被稱為「棘手的」共有財問題（“wicked” commons problem），因為這是極嚴重的威脅，牽涉到的民眾與國家又為數龐大。2當牽涉到共有財的悲劇，標準的解決方法是強迫所有人要達成共識，例如每個酪農都必須同意限制每人能增加的牛隻數目，違規者則受罰。規範也有幫助，3選擇設計師可以協助創造規範，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不幸的是我們無法逃離氣候變遷，但與海嘯不同的是，我們確實有多一點時間可反應。推力雖無法解決問題，但可以發揮助力，而我們需要所有可能的助力。另外，我們可以把氣候變遷視為全球性的選擇設計題，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的新發現能幫助我們了解與改善問題。

促成合作¶

「共有財的悲劇」一詞因蓋瑞特．哈定（Garrett Hardin）於一九六八年發表的一篇知名文章而流行，但其實社會科學家在更早、更早以前就熟知這個概念了。4經濟學巨擘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於一九五四年發表三頁（！）的論文，探討他所謂的「公共財」問題，5他將公共財定義為「每個人都可以消費，而不致減損他人享用的東西」。山上的新鮮空氣是很好的例子，不論你在山頂深呼吸多少次，仍會剩下很多空氣供所有人呼吸。

薩繆爾森的分析是依據當時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假設，亦即人們會表現出經濟人的行為：既理性又自私。[A]在這個脈絡裡，這表示人們很了解自己所處的情況（雖然薩繆爾森自己才剛弄清楚），會追求自己最大的福祉，忽略其他所有人的偏好。依據這樣的假設，公共財是很實質的問題，因為沒有人會願意付出任何心力創造公共財。我們很容易想到個人也是如此：如果你在生活中做出友善環境的選擇，每個人都能分享你創造的益處，因此你可能不會做那些選擇。所幸一般人不像經濟人那麼自私，有些人和政府確實承擔起行動的責任，雖則付出的程度不如我們希望的那麼多。

若將這套分析運用到大企業，就更重要了，例如占全球碳排放很高比例的公共事業和汽車製造廠。他們的主要目標通常是賺錢，若減少汙染，可能就無法賺那麼多（除非消費者獎勵他們）。確實，雇主與員工都會受氣候變遷所影響，但即使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只要稍微做一點利潤極大化分析，大概就不會想要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我們知道儘管如此，很多企業還是採取相當程度的（昂貴）行動來減少排放。企業經營者是有良知的──員工、投資人、顧客，尤其是他們的子女都可以發揮推力。話說回來，投資人確實在乎獲利，這對減少排放會造成實質的挑戰。

搭便車的問題在政府的層次更重要，因為我們若要在氣候變遷上達到必要的進展，只能透過各國政府的協調合作。你可以把各國假想成酪農，必須決定增加多少放牧的牛隻。除非面對來自公眾或其他國家的龐大壓力，或是領導者有很強的決心要解決問題，否則中國、印度和美國可能不願意自行大量減少排放，因此會需要某種可強制執行的協議。（我們要強調，這三國在某些時期都很努力減少排放，且主要出於自願。但因為搭便車的問題，很難讓這三國和整個世界落實應該做的事。）

社會科學家研究過一項有趣的實驗遊戲，來凸顯這種情況的一些細微特性，可以幫助我們務實地理解很多國際協議，包括二〇一五年的巴黎協定。這個遊戲叫做公共財遊戲，假設你和另外九位不會見到面的陌生人一起參與。研究人員提供你們每個人五張一美元的鈔票，你們可以全部留著帶回家，也可以選擇匿名捐出一部分到「公共財的撲滿」。任何人每捐出一元，實驗者就會加倍捐款，最後撲滿的錢由十人均分。如果沒人捐，每個人帶回五元；假如每個人全部捐出，每個人可帶回十元。

你會捐多少？如果能幫助你更用心思考，不妨把獎金乘以一百或一千。

你還在思考時，我們來幫你計算一下。如果你捐一元，公共財撲滿會多出二元，你會分到你的那份（十或二十美分），這表示你捐愈多，拿回愈少。但在你決定一毛都不捐之前，請記住若每個人捐愈多，每個人得到的就愈多。若能完全合作，每個人都能在短短五分鐘內賺一倍！

你決定怎麼做？你要當自私的經濟人還是慷慨的一般人，或兩者之間？

這個簡單的遊戲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促成國際合作對抗氣候變遷的幾次戰役為什麼不太成功。如同實驗中容許成員溝通的做法，最高層級的國際對話一開始都是冠冕堂皇、充滿理想，說什麼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合作是必要的，最後得出一致性的懇求：如果大家一起努力，就能讓未來的世代有機會繼續生活在氣候較宜居的地球。剛開始或許可以發揮助力，但到後來，各國會開始爭吵每一國應該為緩和問題付出多少努力（減少各自的排放）、討論可行的長期計畫，以及如何致力落實計畫。如同促成巴黎協定的艱難爭辯所顯示的，這就是棘手的地方。每個國家有自己的觀點，各國應該貢獻多少到公共財的撲滿呢？

我們且先以高度簡化版的氣候變遷科學來詳細說明。自地球有人類以來，或至少自人類學會生火以來，我們一直在排放溫室氣體。這些氣體停留在大氣中很長的時間，總累積量有很高比例是富國（如北美與歐洲）製造的，因為現代的發明如電力、運輸、工廠、暖氣、冷氣等都排放很多溫室氣體。美國一直是累積排放量的冠軍，占了一七五一年以來全球總量大約四分之一。7（占比確實逐年下降。）

另一方面，歷史上較貧窮的國家如中國、印度、巴西長期以來都是瞠乎其後。在國際協商中，他們常說富國靠著用掉大量能源而致富，卻突然要窮國面對嚴格的排放限制，這非常不公平，一點都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中國確實早在二〇〇六年就超越美國成為每年世界最大排放國，目前也是遠遠超前的年度最大排放國，8但中國辯稱這根本不公平，明明富國幾百年來排放更多──還因此致富──卻要他們承受同樣的限制。

我們可以把住在地球上的剩餘日子全部拿來爭辯這種情況如何做才公平，但大概也能確定，想要就這個問題達成共識是很難的。哲學問題極度複雜。無論如何，已有證據顯示，人類要評斷公平與否時，會有自利偏差（self-serving bias）。9如果你要近距離觀察這種行為，只需看看夫妻離婚時如何爭奪財產就知道了。以氣候變遷來說，可以看到國際協商的各國都會從自利角度評斷何謂公平，這已嚴重阻礙進展。

行為經濟學的文獻確實提供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前面提到玩公共財遊戲的人是有條件的合作者，如果別人合作，他們就會合作。行為經濟學家恩斯特．費爾（Ernst Fehr）和西蒙．加赫特（Simon Gächter）在一系列實驗中發現，若是讓玩家可以自己出錢懲罰不合作的人，便能提高重複玩遊戲時的合作程度。10前述遊戲的這種玩法是：如果Ａ觀察到（身分隱藏的）Ｄ沒有捐錢，Ａ可以懲罰Ｄ。Ａ若願意付出一元，Ｄ就會少拿三元，以此類推。請注意，Ａ無法藉由懲罰別人來直接獲利──甚至還得花錢，才能得到懲罰不合作者的特權。因此，參與遊戲的經濟人絕不會懲罰別人；但善意（也可能懷著惡意）的一般人確實會懲罰！結果顯示，當引入這種（經濟人絕不會使用的）選項後，合作程度大幅提高。事實上，有了這些規則後，合作程度還會愈玩愈高──恰好與一般規則下觀察到的相反。

我們相信這些發現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暨氣候專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提出的構想，提供很有用的行為學基礎。諾德豪斯建議國家組成他所謂的氣候俱樂部，11就像其他的俱樂部（如網球俱樂部），會員可以享有某些福利（使用球場），但也必須同意遵守俱樂部的規則（不能丟球拍、準時繳會費），不遵循的人會被踢出俱樂部。氣候俱樂部的構想有一個關鍵：不同意加入並遵循規則的國家將被會員國懲罰（可能透過某種關稅）。

我們熱烈支持氣候俱樂部的概念，只是對名稱有些疑慮，聽起來有點俏皮，拿來讓真實的國家採用似乎不夠嚴肅。國家喜歡的是條約和協議，而不是俱樂部；名稱很重要。但這個概念非常有啟發性，且建立在堅實的社會科學研究基礎上，十分值得大眾注意。事實上，二〇一五年能夠開會促成翌年生效的巴黎協定，與這個構想很有關係。依據巴黎協定，世界多數國家都要加入類似氣候俱樂部的組織。簽約國同意達到「國家訂定的目標」，希望將來逐步提高。二〇二〇年，拜登當選總統後，美國立刻重拾在世界舞台的重要角色，我們希望能促成實質的進步。大家祈求好運吧。

但各國要如何兌現承諾？如何達到要求的排放減量目標？這些問題可以有很多可能的答案，理想的狀況是先採取金錢誘因。

更好的誘因¶

當誘因的連結性不夠時，政府應透過重新連結來解決問題。事實上，經濟學家對很多事情的看法常有所歧異，但對一個議題倒是幾乎一致同意：如果我們自認排放過多的溫室氣體（或其他任何汙染物），那我們一定要讓決策者正視代價，讓他們有正確的誘因要減量。12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基本上有兩種方式。

一是對汙染者課稅或罰款，例如課徵溫室氣體排放稅。第二種方式稱為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and-trade），簡單地說，汙染者可獲得（或買到）汙染的「權利」，但只能到達一定的量（總量管制），這些權利可在市場上交易；如果汙染者超過額度就違法。兩種方法都有人支持，至於哪一種較好，我們不選擇立場。這是艱難的問題，大家意見分歧是很合理的，兩種方法是從不同的方向解決問題。

▪生態稅¶

如果政府選擇的工具是徵稅，那就要設定一個價格，提供合適的誘因讓人們減少自己製造的排放量。有些改變需要時間，即使油價明天漲三倍，很多人也無法立即改變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或立刻改變通勤方式。但高碳價必然會改變人們的行為，促使企業改變生產的方式和產品。歐洲人開的車子比美國人更小、更省油，一部分是因為幾十年來，他們的燃料稅都比較高。利用課稅設定誘因，還有一個優點，可以為那些因為對抗經濟大蕭條和新冠疫情而擴大赤字的政府增加稅收。碳稅有一個特別的優點，可創造創新的誘因──例如製造更便宜的能源、減少碳排放，甚至達到零排放。很多國家在徵稅等誘因的幫助下，激發了太陽能、風電及其他綠色能源的創新，也刺激了電動車的崛起和普及。

有些環保人士高度懷疑碳稅的成效，他們要的是立即大幅減少排放，也不相信靠徵稅可以達成此目標。在我們看來，他們的疑慮沒有道理。若要立刻大幅減少排放，徵稅當然可以做到，關鍵在於幅度。稅率愈高，減少的排放量愈多；但問題如此龐大，要為低稅率或名目稅率辯解是很難的。很多人以及一些國家支持的目標是在特定日期前達到「淨零」排放，但這世界沒辦法、也不該嘗試明年就將全球排放量減到零，好比人類還沒準備要立即拋掉運輸和電力（若要快速達到零排放，可能必須犧牲到這個地步）。但若能以高稅率徵稅，且隨著時間逐漸調高，就可以明顯減少排放。如此一來，一、二十年內便可大量減少碳排放。

理論上，碳稅應該與「碳的社會成本」相當，這個數字是設計來衡量一噸的碳排放所造成的損害。當然，人們對這個數字的計算方法會有不同的意見，因為任何估算都必須建立在許多假定上（有些未必有清楚的證據）。二〇一六年，美國選定的碳社會成本大約是五十美元，這個數字影響到其他國家的評估。現在很多專家認為五十美元太低，考量到新的科學發現、不確定性持續存在、災難的風險等，各國選擇的數字應該要高很多。本書不適合探討計算細節，我們且做個簡單的小結：假如我們選定某個日期之前要達到碳中和，設計一套徵稅方法以達成目標是可能的。

瑞典的碳價目前是全世界最高的，大約每公噸一百三十美元。13他們自一九九一年起課徵碳稅，大約是二十八美元，其後逐步調高到目前的價位。這段期間，瑞典的實質ＧＤＰ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三──足可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其他會員國相比擬──排放量減少百分之二十七。14徵稅雖然會讓油價提高，但其所促成的行為改變，明顯比只有提高油價時能夠預期的幅度更大。15這讓我們體認到一個普遍的事實：如果民眾理解徵稅是為了解決一個嚴重的問題，可能會比只考量經濟誘因時更熱烈配合。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會得到一個訊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是在做對的事，即使不符本身的經濟利益，可能也願意配合。一般人就是如此。

讀者也許沒有細讀前面提到的瑞典的做法，這裡要特別介紹其中一項特點。自一九九一年以來，瑞典的碳稅增加將近四倍。這種一開始將碳稅訂得較低、再慢慢提高的做法，從人類行為的角度來考量是很有道理的，許多國家（包括德國）也採納或認真考慮這個做法，也許可以稱之為「明日更環保」方案。考量人類有以當下為重的偏見和損失規避的心態，政策制訂者（和民營企業）可於現在或短期內訂定相對較低的費用，同時承諾慢慢提高。海佳．費爾─杜達（Helga Fehr-Duda）和恩斯特．費爾寫了一篇內容廣泛的精闢文章，探討如何運用行為經濟學對抗氣候變遷，文中提到：「今日先承諾一項政策，但讓民眾將來再承擔後果，是政治人物慣常遵循的基本原則，好比將退休年齡延後，但又不致流失選票。」16他們認為，這個原則可以用在很多地方，包括氣候變遷政策。氣候稅的構想在一些國家遭遇嚴重的政治反對，其他較沒有效率的做法反而較受歡迎，這時「明日更環保」的政策或許是最佳選項。

▪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

反之，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制度事先訂定希望的排放量，然後讓市場決定排放許可的價格。如果科技的進步讓人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乾淨的能源，許可的價格就會下降。事實上，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的主要目標是創造誘因，激勵人們生產更乾淨的能源。

採取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時，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是如何分配一開始的許可。一家多年來狂冒黑煙的工廠應該分配到高額度許可，將來能夠藉由收拾自己的爛攤子來出售許可？有人擔憂這類法律並不會立即通過，因此汙染者會延遲減汙，希望分配到較高的起始額度。我們在此同樣不打算討論這些問題，不是因為不重要，而是因為太複雜，我們不希望偏離本書的主要重點。（就像乾淨的空氣，專注力也是稀有資源。）

對消費者而言，能源消耗和行為之間的關係至少比較透明一點。夏天調高恆溫器、冬天調低，效果很明顯──順帶一提，我們還有方法可以讓它更明顯、更透明，後文會討論。在其他領域，價格有助於彰顯與消費行為有關、與氣候變遷的關係不是那麼清楚的隱含排放。舉例來說，在生產食物的方式中，其中一種排放溫室氣體最密集的是飼養肉牛。（牛隻的「排放」不利環境，牧牛的草地可用於更友善環境的其他用途。）如果牛肉漲價，就連美國的一般人也會少吃一點漢堡。

我們會偏好以經濟誘因處理這個問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很多需要改變的行為來自企業。如果企業看到碳排放的價格很高，自然有很強的誘因要盡可能追求創新，從生產特斯拉到不可能的素食漢堡（Impossible Burger）都是。（順帶一提，好吃得不得了，你一定要試試！）

我們在探討經濟誘因時，把重點放在徵稅、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但還有其他方式可以提供適合的誘因。很多國家的政治領導者（和一些氣候研究專家）主張提供補貼，在某些情況下，補貼能夠發揮和徵稅同樣的效果，但更受大眾歡迎得多，因為這是提供利益，而不是造成損失。舉例來說，美國除了補助電動車，同時仍維持比多數國家低的汽油稅。這與政治判斷有關。何種情況適合採取補貼政策？這是很複雜的問題，此處不擬討論。我們相信補貼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本質上是治標不治本。有一點絕對可以確定：羊毛總得出在某些羊身上。

能源悖論¶

儘管經濟誘因有這麼多優點，卻有愈來愈多以行為科學為基礎的經濟學與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強制性的法規可能也是解決環境問題的好方法，遠比經濟學家長久以來以為的更有效。實務上，在美國及很多國家，立法機構都不願通過完整的碳稅或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規定，於是，關心氣候變遷的立法者轉而制訂其他法規。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效果明顯不及誘因，但這個說法值得進一步探討。

硬梆梆的法規怎麼可能比誘因更有效？第一個原因是，當消費者購買汽車和電器時，可能沒有充分考量省油車和節能電器可以為自己省下多少錢。這叫做能源悖論（Energy Paradox）17：消費者大多是一般人，不會願意多花一百美元購買更節能的洗衣機，雖則短短幾年就可省下很多。如果消費者輕忽燃料經濟性或能源效率可帶來的經濟利益，那麼原則上強制性的法規可以創造很大的經濟利益，遠超過只靠減少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成果。

確實有很多研究顯示消費者太過忽略這些利益；政府機構的分析發現，訂定燃料經濟性或能源效率方面的強制性法規，可以發揮很大的效益。若是如此，我們應該將消費者省下的金錢，計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其他空汙排放的益處。這樣一來，積極實施相關法規的成本與總節省金額相比，就會顯得低很多。原則上，這些做法的淨效益其實比經濟誘因的淨效益大得多，後者只是對抗外部性，未能為消費者省錢。

讀者可能預期我們會說，假如消費者沒有充分考量潛在的省錢利益，那麼我們應該做的是輕推，而不是強制。的確，很多國家已朝這個方向採取具體步驟──透過強制標示指出可以節省多少金錢。其中有些做法具有行為科學的依據，特別設計來訴諸一般人的心理，我們要為這類做法按讚（後文會進一步討論）。不過，我們還是和很多分析師一樣有些疑慮，相信這些推力雖有幫助，但對於沒有充分考量經濟效益的消費者而言，仍未能真正矯正其觀念。然而，我們不打算強烈為這個立場辯護，更遑論讓相關爭議就此止息。18最起碼，我們認為應該體認到，有些規定與命令除了能保護地球，同時還能為消費者省下大筆金錢。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建築法規，如果建商相信消費者不會多掏錢買節能的房子（這可能是事實），就不太會投資很多東西，例如在蓋房子時內建隔熱設施，比事後加裝還要便宜很多。

監管機關，請注意這一點。（消費者也請考慮這些做法能為你省下多少錢。）

反饋與資訊¶

前文強調過，處理環保問題的最重要做法是提供適當的價格機制（即誘因），我們雖樂觀希望各國終究會同意這個觀點，但也知道這在很多國家有政治上的難度（未來恐怕也是如此）。至少在美國，總統候選人便不願意將提高油價和水電費當作政見。二〇二〇年總統大選時，拜登說他支持碳稅，這是好徵象（他是唯一支持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但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要改善誘因有一個很大的阻礙：汙染的代價不易看見，油價或水電費的上漲卻很明顯。

有一類聰明的做法，是透過資訊揭露來改善消費者獲得反饋的方式，使其更清楚自己的行為後果。這種做法不但能強化市場與政府的運作，成本通常也不高。當然，很多環保人士可能會擔憂，光是靠資訊揭露，效果有限。他們的擔憂通常不無道理，但有時候資訊也能發揮驚人的激勵效果。

一個很成功的資訊揭露法案是美國的緊急計畫及公眾資訊公開法（Emergency Planning and Community Right-to-Know Act），該法案於一九八六年印度波帕爾市（Bhopal）的美國工廠發生工業化學事故之後通過。19這原先只是一個不具爭議性的溫和法案，基本上是一種保留紀錄的方法，幫助環保署與地方社群了解可能有哪些有害物質尚未被發現。結果卻發揮了超乎預期的效果，事實上，其中的資訊揭露規定──毒物排放資料庫（Toxic Release Inventory）的建立──可能是所有環境法規中明顯最成功的例子。

任何企業或個人若要建立毒物排放資料庫，必須向政府報告他們儲存或釋出了多少潛在危險的化學物質。任何人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在環保署的網站上找到這些資訊。目前有數萬處設施公布了超過數百種化學物質的詳細資料，涵蓋數十億磅以上的現場或非現場廢棄物或其他排放物。使用危險化學物質的人還必須向當地消防局報告儲存物的地點、種類與數量，並告知對健康的潛在負面影響。

最讓人驚訝的是，這項法案並未強制要求企業做任何改變，卻發揮了正面的效果，促使全美毒物排放大量減少。20此一意想不到的效果顯示，光是規定必須揭露資訊，或許就能大幅降低排放量。還有許許多多的環境區域與國家採用資訊揭露的規定，包括義大利濱海度假區的清潔和回收計畫、瑞典地方政府的氣候指數等等。

毒物排放資料庫究竟為何有此效果？主要原因是環保團體和媒體常會將目標指向最嚴重的汙染源，形同列出「環保黑名單」，21這就是很好的社會推力範例。任何公司都不希望榜上有名，因為形象不好會引發各種問題，包括股價下跌。22上榜的企業有強大的誘因要降低排放量，更可喜的是他們會努力不要上榜，於是便出現一種競賽的關係，各企業競相實施更多更好的措施，以免被認定是毒物汙染的元凶。為了避免破壞形象並引發連帶損害，只要能以低成本降低排放量，企業當然不會不做。

揭露溫室氣體排放¶

有了這個例子作為參考，我們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採用一個明顯的推力來因應氣候變遷：政府應該建立溫室氣體資料庫（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GGI），要求重大的排放源揭露相關資訊。如此一來，民眾可清楚知道各地溫室氣體的不同來源，並追蹤其變化；政府可依據這些資訊決定推動哪些法案；各利益團體（包括媒體）必然會揪出主要排放源供大家檢驗。當然不是說光靠這類的資料庫就足以產生很大的改變，重點是這種推力的成本並不高，且幾乎必然有所助益。（若要實施經濟誘因，也一定要先蒐集排放源的資訊。）

目前已看得到這項計畫的初期成果，例如已有些國家（包括美國）規定要設置某種溫室氣體資料庫。事實上，巴黎協定就規定各國要提供全國性溫室氣體資料庫。但早在巴黎協定之前，美國環保署從二〇一一年便開始這麼做，顯然希望能促使高排放源實質減量。同樣的概念也獲得民間的支持，自動自發推出類似的計畫，例如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就提供標準化的全球揭露平台，投資人、企業、城市、州、地區都用以記錄和管理他們的環境衝擊。光是碳揭露專案，就有超過八千四百家以上的企業和八百個城市提供資訊。23

自動綠化¶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讓環境更乾淨，一個簡單的原則是讓綠化變得容易。假如目標是要變得很容易，那就讓它自動化。

在很多國家，日常生活中有愈來愈多相當於「環保預設選項」的設計，用以取代較不環保的舊選項，好比人們不在房間時就會關燈的動作感測器（motion detector），等於創造出「關燈」的預設選項。假如辦公室的恆溫器預設為冬天調低、夏天調高，我們預期會有明顯的經濟與環保效益──至少當預設值不是不舒服到人們會花力氣去改變的話。

政策與科技讓這類環保預設選項變得現成可用，正好能發揮惰性的強大力量。不僅如此，環保預設選項還能釋出一種訊號，告訴人們怎麼做才對，因而當他們排拒時會有些良心不安──證據顯示人們通常都會良心不安。這帶給我們一個普遍的啟示：相較於要求人們做對的事，利用選擇設計讓事情變容易或自動化的效果大得多。

接著，試考量一個龐大很多的問題：在可以選擇水電供應商的地方，人們會如何選擇？預設方案往往並不環保，甚至可能是燃煤電力。若要使用綠色能源（如太陽能或風電），人們必須找出相關資訊、做出選擇（假使有選項的話）。多數人不會費這個心，但如果將預設選項轉換為綠色方案，讓人自動變環保，那會如何呢？我們已可看到這方面的證據，而且非常清楚：結果是選擇環保能源的人多很多。即使稍微昂貴一點，他們也會持續使用。

德國有一項隨機對照試驗，專門測試使用綠色能源的預設規則效果，讓我們看到極清楚的結果。25研究方法是讓近四萬兩千個家庭參與四週半的實驗，隨機分成兩組。第一組詢問民眾要不要選擇加入綠色能源，第二組自動讓他們加入綠色能源的供應商，但詢問是否要選擇退出。兩組的綠色能源都稍微貴一點。

結果發現預設規則有極大的效果。簽訂能源合約的人當中，選擇加入組只有百分之七點二的人購買綠色能源，選擇退出組卻高達百分之六十九點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排除了合約的服務品質、電力的基本價格與單位價格等因素的影響之後，這個效果非常強大。在全德國，現在很多供應商都自動讓民眾加入綠色能源。26（依據實際發生狀況而非實驗的）田野證據顯示，在德國、瑞士等地，推力真的有效。一般而言，多數人都不會選擇退出，結果就是空氣變得乾淨許多，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很多。

規範與透明度¶

這裡提供一個類似的構想：可以設計一項計畫來協助大小企業（而不是個人消費者），採自願參與方式。實施這類計畫時，官員不會規定任何人做任何事，而是詢問企業是否願意遵循預期可達到環保效果的某些標準。基本概念是，即使在自由市場，企業也經常未能使用最新的產品，有時候政府可以幫助他們一邊賺錢、一邊減少汙染。

在本書討論的問題裡，氣候變遷是最嚴重也最艱鉅的，我們分析了這個問題尚未被解決的原因。在個人層次，氣候變遷是搭便車問題最典型的例子，又因為行為偏見的影響，使得問題更複雜化。國家也是如此，大規模減少排放對窮國和富國都是必要的，但進行國際協商非常困難。要減少排放，我們必須改變誘因，起碼可以刺激科技創新，也才可能有突破性的進展。誘因有很多種，例如徵稅、補助、訂定目標日期、競賽等。改善選擇設計和運用各種推力，也可以發揮重要的效果。我們尤其希望也相信世界將愈來愈邁向自動環保──在這個過程中連帶避免許多悲劇發生。

1. 本章打破筆者自訂的禁令，使用了「理性」（rational）一詞，但純粹只是表示分析正確。我們還添加了「自私」二字，因為這與一般以為的概念完全不同。關切他人的福祉可以是完全理性的。標準的經濟學模型通常假定人們只關心自己，或許還有近親（或至少多數近親）。